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民族文化开发、挖掘与保护等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日前，由中国《民族研究杂志》和贵州大学共同组办的“贵州文化多样性和民族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凯里召开。会上，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权威人类学、民族学界众多专家学者指出：贵州的文化多样性不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旅游中且应尊重民族的自身认同和保障本民族的经济利益。
专家呼吁：乡村旅游，百姓受益是关键，与此同时，他们纷纷指出，乡村旅游发展变化过程中，别忘了——
民族文化：贵州是座宝库贵州简称“黔”或“贵”。
这个因2500多年前秦时设置的“黔中郡”和1000多年前宋代设置的“矩(贵州土语语音读gui，记者注)州”而分别获得的简称，在历史走向中无形彰显了文化传承的清晰脉络。
日前，由中国《民族研究杂志》和贵州大学共同主办的“贵州文化多样性和民族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凯里召开。会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众多学界专家齐聚我省，对我省民族文化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
会上，与会专家纷纷指出：贵州的文化多样性不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旅游规划与发展过程中，在尊重民族自身认同和保障本民族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应理性开发和利用。
据考古发现，我省境内早在20多万年前就孕育着早期人类，经历代繁衍生息，他们从部落发展成民族进而形成自己的独特文化。
据统计，我省境内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5%，其间全国近半数的苗族、过半数的侗族和几乎全部的布依族、仡佬族均分布在我省中南部。
除了独特的原生态地理地貌外，专家称，这些移风易俗是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标签：如相传是古羌人的分支的彝族其独特的火把节、丰收节、祭山节；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以及他们独特的服饰文化和苗年、吃新节、四月八、芦笙节、端午节、龙船节等节日；源于古百越族系，秦汉时由百越西瓯中的一支自长江支流沅水向西南迁徙于今贵州境内的侗族，他们同样不但有自己的语言、独特的建组文化和侗年、吃新节等节日。
中国《民族研究》杂志社副主编刘世哲先生认为，“多样性文化并存，才使贵州多彩多姿。”这不但是我省的财富，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座宝库”。
多样文化：应理性挖掘和开发经济的终极追求是利润最大化，文化一旦与经济挂钩，各项经济指标均不会太多注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对贵州文化的开发与保护问题，传承是比较重要的。”西南民族大学杨政文教授首肯：“贵州省比较早就做了文化保护工作，”但这种保护“是以旅游来支撑的”，因此，他认为，在旅游开发与利用过程中，我们的民族文化不但出现了文化雷同，“并且相对单一。”
他说，在贵州省一些旅游景区，尤其是民族风情，有的本不是其本民族风俗，硬是生搬硬套地将别民族习俗复制过来，形成严重的文化雷同，并形成各类利益冲突和同类资源的不正当竞争。
而对我省境内安顺等区域内的屯堡文化，中山大学民族学硕士生导师周大鸣教授提出另一观点：“屯堡移民肯定是在不同时期来的，为什么要说它是同一个年代来的呢？”“为什么不说是不同年代来的，不是更有意义吗？”
他认为：屯堡之所以形成独特文化，并将汉文化很好地保存下来，其间明朝的各个时期，并且还经历了一个200多年的清王朝，那么，清王朝会允许你明朝的军队存在吗？“它不灭掉你才怪。”
周大鸣微笑着说，把它按文化形成时期划分为“明代的屯堡，清代的屯堡，不是更好吗？”这样游客就可以客观地领略到不同朝代的汉族文化，“并且还可以将古汉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如石板房，它本来是布依族的。它已经吸收了其他文化的因素，还有服装也一样。所以，把握文化的真正内涵、开发，才不至于消失甚至毁坏文化本身。”
而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何明教授则认为，民族文化旅游的价值在于文化多样性的存在，经济性质的旅游开发，容易使独特文化受到伤害：“如云南的几个旅游景点，把其他地方的文化都移植过来进行嫁接，有的甚至把当下电影中的一些片段也移植到这个村子中来。如花瑶村，它是一个傣族里人口很少的一个支系，它自己有特殊的多元化、多样性的文化，但它不仅把西双版纳的傣族和其他傣族的文化移植到村子中来进行表演，而且把云南的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也移植过来，使这种表演随处可见，有的甚至曲意更改文化本身。
“但任何文化都是发展的，在传统与发展之间，应理性应对并科学地进行开发和利用。”西南民族大学张建世教授经过多年研究后得出结论：对文化的保护，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去判断其价值，并用最多最大的方式方法进行保护，学者和官员事实上都无法叫当地人怎样或不怎样，事实上，文化在不断地发展、运动的，我们要完全阻止它的发展很难，因此，对民族文化的开发，应理性的，经过多方研究后，在有效和科学地保护民族文化后，才是科学的开发。
旅游开发：尊重民族自我认同 忽略本民族民意，“是当前各类民族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存在的通病”，云南大学民族学专家、博士生导师陈庆德教授认为：“文化保护应当尊重当地文化的解决权，不能忽视本民族的文化权利。”
他说，由于拥有文化资源的本民族大多缺乏资金和经验，景区开发的老板和工作人员都不是本地人，“他们许多都是打着文化保护招牌追求更多的经济利润。”他说，“例如西江苗寨，开发商们首先想到的是把医院、学校搬出去，把地方让给开发商，那么，实际上，给当地人带来极大的不便，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上学要走那么长的路，而且，没有这些孩子，这些地方怎么能发展？”另外，“在西江苗寨，有的人把房子修得很新，这怎么申请文化遗产呢？”他说。
与此同时，中山大学硕士生导师、民族学周大鸣教授则认为：“现在贵州是处于后开发的过程中，要参照人家做得好的地方，吸取教训。”
其中，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村民要自己来管理自己。”他说，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民族文化拥有者与旅游开发公司永远存在矛盾，“我们担心贵州在开发时的规划问题，把多样性的东西发展成一样性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游客来看苗寨都一样，那我就不来这里看了。所以，我们要尽量展现独特的文化。
厦门大学民族学石奕龙教授认为，一个民族的发展不能光靠旅游，必须全面兼顾才能使其发展起来。“他人”的意见过多的强调哪个民族，所以更多的尊重“自我”的本民族的意愿。
与此同时，云南大学前党委书记、民族学专家、博士生导师高发元教授认为：“乡村旅游：百姓受益是关键。”他说，“当前对民族文化的开发，很大程度上没有让文化拥有者获得实惠，这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因此，他建议，各级政府在民族文化开发与利用上，政府应更多考虑将文化拥有者纳入发展中来，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开发民族文化。
